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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从《周礼》“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到《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保有对共同富裕的美好期盼。 那么，为何说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回顾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中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基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针对民族地区制定和实施了哪些重要举措？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温铁军教授。 记者：为何说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何一些国家会出现种族因素和阶层因素相叠加形成的“贫困种族化”？ 温铁军：中国是超大型大陆国家，地理资源丰富，环境条件复杂，也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是物理层次上的。 在文化层次上，我们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也不是单一殖民地国家。在亚洲，单一民族国家是日本和韩国，还有个别的岛屿国家，它们都不具有“广土巨族”的特征。 在西方，首先陷入贫困绝望的一类人群是原住民。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原住民不仅受到灭绝，而且仅存的原住民人口也基本上是在保留地，保留地选择的都是相对比较贫瘠的地区。比如美国的原住民印第安人，生活在亚利桑那的戈壁沙漠地带，他们很难和殖民者分享现代化的成果条件。 第二大类人群是被当做奴隶，在黑三角贸易中大量贩卖到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他们的后代大多数也都处于贫困状态。由于贫困，黑人与白人之间爆发了很多社会矛盾与冲突，从而导致国家的监狱里边关押的主要是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人口。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立国前后，大大小小打了1000多场战役，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消灭原住民的。因此从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这个世界上占据霸主地位的引领国家来看，对所谓“人人平等”原则的强调，在事实上遮蔽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移民群体普遍存在的群体性差异。可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族群的压迫剥夺，甚至种族灭绝，都是普遍存在的。 此外，在西方，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出现社会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问题十分严重，有些国家社会发展停滞、撕裂甚至动荡，整个经济循环陷入一种低效率均衡。 因此，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我们借鉴学习的榜样。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共同富裕，就是要跳出这种低效率的均衡，让多数人群收入达到中等富裕水平，呈现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代际社会流动渠道比较畅通。在这一状态下，新消费、新经济、新动能将异彩纷呈，生产、分配、流动、消费的内循环会更加顺畅，经济运行将更加有效、更具活力、更加健康。 记者：回顾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中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基因？ 温铁军：农作生存方式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的标志。北方9800年前驯化了野生粟，南方是1万年前驯化了野生稻，大约就在1万年这个时间段上，中国远古先民开始使用简单的工具来从事农作，从旧石器时代进入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来又逐步进步到青铜器和铁器时代。 随着生产工具的变化，人们不断提高依靠农作来生存的能力。例如，就从对农作生产最重要的水利来说，当我们遭遇到降水不均等的困境时，水大的时候需要排涝，水小的时候需要引水，要完成这样复杂的工作，一定不可能单打独斗，而是需要群体协作，于是就逐渐形成群体的生存方式。 以这个群体的生存方式作为村落，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传承的内生性的文化：村落不能排除任何一个在村落生存的农户；同理，农户也不能排除任何一个生存在本家族的成员。这样，村社以农户为成员单位，农户以家庭个体为成员单位，构成一个从村落到农户再到个人的共存、共生、共享的紧密关系。 西方为什么不是这样？一是因为西方的水利条件比我们要好很多。欧洲降水比较丰富，不像中国的三级台阶地理分布，降水是季节性的。 此外，西方(欧洲)国家地域相对狭窄，人们靠着自然状态能够生存，也就是说，完全可以靠个体、靠单家独户来维持基本生存，“共”的需求不明显。也正是因为不一定必须共存共生，所以也不太强调共享。 再到后来，距今4000年前左右，世界上有一次大的气候冷化，北方被冰雪覆盖，生存在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群体纷纷南下，其中有马拉战车的一支也就是雅利安人的南下，形成了今天的希腊。 西方人把希腊文明作为他们的早期文明，指的是雅利安人南下所形成的文明。这个民族不善农耕，而是善战，他们将原来生活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平原上90%的原住民变成奴隶，而自己则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城邦，在城邦内奴役着城堡外的原住民。 由此可以看出，与西方不同，基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国家从来都不是战争型的，而是团结互助共生型的。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针对民族地区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政策的制定都有着怎样的历史及现实因素的考虑？ 温铁军：“共同富裕”要求“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保证不能有任何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无论是已经坚持30多年的全国对口援藏援疆，还是创造了闽宁经验的对口扶贫协作；无论是仅为几十名大凉山深处彝族孩子专门铺就上学路，还是为了7000余名云南怒江独龙族群众开辟独龙江公路，都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 1935年，中国人文地理学家胡焕庸画出了一条起自东北黑河到西南腾冲的分界线，被学界称为“胡焕庸线”。 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东南区域成为水系灌溉广泛的发达农业地区，交通、城镇显著发展，纺织、瓷器等生产行业日益兴盛，孕育和滋养了大量的人口。而西北地区则因干旱导致的土地荒漠化现象日益严重，交通闭塞、城镇稀疏，农业广种薄收、牧业靠天吃饭，人口发展缓慢。 中原王朝在西北地区的屯田式农业开发，对西北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有限。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大都处于封闭状态，大量的自然资源没有能力去开发利用。因此，东南区域与西北区域的发展落差日益显著，这种局面直到中国步入现代历史的门槛仍未改变。 如何破解“胡焕庸线”难题，也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 “广土巨族”的中国，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必须统筹规划，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让中西部老百姓不用离乡离土、取道东南，而是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分享现代化，使自己的家园实现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初步奠定了各民族互相帮助、合作发展的区域经济条件。在国家制定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中，就专门确定了指导民族地区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以农业、牧业、贸易、交通为重点的发展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支援和帮助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比如，1977年国家设立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1979年召开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提出东部相对发达的省市“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目的就是缩小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 尤其是，1999年由国家民委、财政部等部门倡议发起的边境地区建设工程，编制的《全国兴边富民行动规划纲要》，以及同一时间启动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其宗旨都是通过特别的政策，以“一线”兴边、“点状”扶持的发展规划，使各民族人民尽快脱贫致富。 十八大以来，通过精准扶贫，我们更是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国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我们兑现了“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迈入了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广西沿边公路全长725公里，是广西2000年-2002年实施的第一次边境建设大会战的标志性工程。图为提级改造后的沿边公路g219东兴至那坡马鞍坳段。(图片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记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今天，我们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 温铁军：对于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而言，或者说对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来说，消除贫困、共同富裕就是维护统一、巩固一体的基石，因地制宜、差别扶持则是实现统一、凝聚一体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过程。 今天，我们谈“共同富裕”，是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与西方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实现工业化，在资本控制下进行资源掠夺的发展不同，我们的经济发展要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结合起来，要与民族地区地理资源、气候条件、资源禀赋等现实条件结合起来。 同时，也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一度出现严重的“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和“重个人、轻集体”的倾向不同，我们的发展不以金钱为绝对导向，而是要求在实现“物的全面丰富”的同时，更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加重视人文精神对社会的化育凝聚作用。 受访者简介： 温铁军，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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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淄博房地产销售在今年一季度出现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去年疫情导致的房地产销售滞后现象延续到今年一季度。其次，淄博市政府于今年2月7日出台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如解除限购、限价以及税收优惠等，这些政策刺激了房地产的发展。此外，春节期间的返乡置业潮，也是推动淄博房地产销售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